文/高文

就中国之政体现状而言，已然孕育出了再一次文化革命的优质土壤。

优秀的文学作品、新闻作品此时已不仅仅能产生“名动一时”的昙花效应，反而能展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势好趋向。文化已经从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尘埃一粒，汇流成滚滚洪沙，为中国的进程和变革积蓄着力量。

中国近代史上可看出，文化是从封闭慢慢趋于开放，这一变化甚至可用“被动”一词来形容。

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国门被世界强行打开，掠夺、战争、积弱等词汇伴随左右，长达半个多世纪。

其间以中国的知识份子为主，首先从文化思想入手，开始了对“命运”的抗争。

涌现出了如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闻一多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主将，他们创作出一系列关于文学革命文章，针砭时弊，深入人心，可以说“国家命运始于文学革命”。没有文化语言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民主改革的前进脚步。

这一文化进程中，不得不提到五四运动，这一印刻着时代印记的“文化符号”，包括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从文化界开始，没有它，中国的民主进程会如何，不想而知。

世界历史长河中，无论国度，无论民族，总有其无数的巧合之处。

资本主义开始之前的文艺复兴运动，文化也同样是先驱，这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四五运动所起到的作用如出一辙。有其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

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到文化问题，一是文化基础建设，二是文化产业化。

这两点，笔者是赞同的，但在国家支持文化发展的同时，应该不仅给予政治上的调控，还应该给予立法支持，这里所指的立法，不单指对文化产业，也包括对新闻行业的立法。

同时，国家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管理，如今可说是令出多门。

当前形式下，提出改革已是必然，要改革，就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少管。

文化解放了，生产力自然随之解放，当然首先要解放思想，这关系到国家民主进程的“解放”，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