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社会组织的登记率，每年净增长仅维持在2%到3%。据统计，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民间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是52个，而中国仅为3 个。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在中国至少有300万个无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这意味着，相比于已登记注册的45万个“合法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 “非法状态”。（《中国青年报》 3月28日）

今年两会期间，“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3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 时曾说到，“政府事务性管理工作可适当交给社会组织”。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关切，一方面表明了政府转变职能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促进整个社会开始审视当下 社会中社会组织的生存现状。

然而，“九成民意组织处于‘非法状态’”的现实，打破了公众对于社会组织肩负起社会职能的幻想。不客气地说，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组成部分的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发展还相当落后。

事实上，社会组织应该是介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缓冲组织。社会组织是否完备，一方面，能够关系到政府职能能否合理行使，能够关系到政府在管理与服务两 个功能之间能否达到平稳；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最主要构成部分，没有足够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只是妄谈。可以这么说，一个社会能否称得上是市民 社会或曰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社会之中社会组织的数量。

合法的社会组织，为什么会如此之少？在笔者看来，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审批管理制度包括一些法律条文过于严 苛，相关程序也还不健全，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落后，这直接导致了社会民间组织注册难、门槛高的生存困境。拿李连杰成立的壹基金来讲，李连杰在2010年在 《面对面》中坦言，当时壹基金根本没有独立的公章，只能依附于红十字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连杰还一度想退出壹基金。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社会组织在成立之后往往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这首先表现为，大量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被权力垄断，成立了社会组织，也没有具体的 社会职能；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这类工作的待遇也是非常之低，使得社会对于社会工作这种工作有所偏见。对于这两者，政府显然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财力倾斜。

综合以上两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过多，而关心过少。法律法规不能更新，198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才得以颁布实施，可是，二十多年以来，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社会 组织注册数量过少的局面。客观说，这样的环境下，社会组织的确可以保障“正确性”，但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水平。

西方社会学家萨拉蒙说，“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及政治参与方面扮演着主要的动力角色，成为促进市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组织数量少， 且多为非法，这样的现实，严重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绝大部分社会职能仍然被权力所垄断，权力自肥现象屡见不鲜，且容易造成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对 公众而言，也不利于培养主人翁意识和权利意识。显然，这都是有悖于现代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