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竖一

公有和私有，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系阴阳一体，本是世界的原生态，但奇怪的是，多年来无数中外人士总是偏执地试图将二者割裂开来，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受西方某些理念影响的知识精英等群体中的不少中国人越来越力捧私有化，而肆意贬低公有制。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知半解，因为无论是私有，还是公有，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

众所周知，前阵子茅于轼等著名经济学家四处抛售“国企应该私有化”论，而引发了社会的热议，笔者也曾经撰文予以驳斥。

但是，据2012年3月19日《新京报》报道，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表示，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张维迎称，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上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二是土地的私有化;三是金融的自由化。

茅于轼、张维迎等专家接连使出“组合拳”，显然是胸有成竹，甚至是得到了决策层面的一定程度上的某些“许可“，真可谓其势不小。

但是，笔者认为，全面私有化就是加剧中国贫富差距的助推器。

首先，国企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权贵个体，而非中国普通民众。

人所共知，始于某个时段的国有企业改制，其积极意义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此间涌现出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也是有目共睹的。换言之，此轮国企改制，让为数众多的权贵披着合法的外衣在一夜之间 “暴富”，而成为“塔尖上”的“一极”，从而直接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然可惜很多国人至今没有看清这一点。

如果进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那么，在中国现有的某些特殊运作规则的作用下，定然会造就更多、更强的“暴富”者，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

简言之，国企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权贵个体，而普通的中国民众将会不折不扣地沦为“暴富”者的“奴仆”，进而成为“受害者”。

其次，就很大程度而言，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尽可能地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公正。

在茅于轼、张维迎等迷恋西方理念的专家心目中，私有化、自由化等规则如同万能的神。

但是，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其实都已经非常雄辩地表明，私有化、自由化等规则自身也存在重大缺陷。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过于迷信西方之国人，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使偶有提及者，也往往多以中国有更多问题而予以“回避”。

诚然，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之重要经济根基的公有制，也存在其自身的不足，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等众多的客观事实，都充分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合理的、科学的。

然而，包括某些决策者等在内的一些社会群体，却痴迷于私有化、自由化等规则。这对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是的，客观而论，国有企业也存在不足，譬如，贪污腐败等。但是，私有企业就没有贪污腐败吗?

其实，茅于轼、张维迎等专家所推崇的国企私有化等，事实就是“把孩子和洗脚水一起倒掉了”，属于典型的“因噎废食”。

在某些崇洋媚外，以及迷信权威等思想的误导下，包括一些决策者等在内的中国某些社会群体，居然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了。

事实上，就很大程度而言，作为公有制重要载体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尽可能地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公正。

再者，全面私有化会动摇中国政治制度的根基，而这会加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假如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那么就会动摇中国政治制度的根基。

诚然，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所以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一再直言要推进政改，但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事实上尽可能地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公正，即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免社会出现“两极分化”。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不少，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

但是，就中国国情而言，假如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那么必然最终加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譬如，某些权贵一旦披上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的合法外衣，那么其疯狂程度肯定是空前的，而中国普通民众定然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当下颇为流行的暴力拆迁等，其实已经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然悲哀的是，众多声称社会应该更加公正、自由，乃至民主者，却往往忽略了这些，而错误地以为私有化等才是治世之良药。

综上所述，笔者罗竖一建议中国最高决策层面，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等社会群体，能及时地对“股权多元化”之国企改革与国企私有化等加以严格地区分，而积极地抵制、消除国企全面私有化这一加剧中国贫富差距的助推器;同时，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股权多元化”之国企改革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