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杰与同伙潜入山西忻州市园林局宿舍，进入公务员郭某家内盗走现金29.5万元及白金项链、白金手链、黄金项链、黄金戒指等物品。事后由于郭某不敢报案，兰杰等人又伪造证件以反腐为名勒索郭某及其家人。近日，兰杰及同伙已落网，郭某已被立案调查。(人民网) 
        这样的新闻颇有戏剧性。这不是法律的胜利，也不是反腐战绩，而是对反腐制度乏力的讽刺。小偷都能分辨贪官，而纪检部门、检察机关却发现不了，岂不滑稽？
        试想：如果郭某保管好贵重物品，把钱存入银行或者藏好；如果小偷“见好就收”，只发“盗窃财”，不“越界”敲诈；如果郭某果断选择报案。贪官郭某还会东窗事发、戏剧性落网吗？
        近年来，意外落马的贪官不在少数，有小偷偷出来的，有情妇团曝光的，有夫妻反目的，有官员内讧的，有因天价烟露马脚的，还有颇为时髦的“日记门”、“短信门”。花里胡哨的反腐新闻固然夺人眼球，但是这也恰恰暴露出我国当前反腐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漏洞。
        从根本上讲，反腐的关键在于，前移反腐关口，坚持“标本兼治、重在预防”，强化权力监督，推进官员财产报告制度。官员腐败已成事实，不仅大大增加监管成本，给国家与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没有“小偷”这样的反腐功臣戏剧性介入，有的腐败分子还会继续隐匿官场。
        有道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推进官员财产报告制度，把官员及家庭成员的财产收入暴露在阳光下，是从源头约束官员贪腐行为的举措。不仅便于有关部门掌握官员廉洁自律情况，也有助于公众参与权力监督。“清廉国家”的反腐经验也证明了官员财产报告制度的必要性。
        在清廉指数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公务员只要有超出收入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就要被推定为贪污。新加坡之所以敢对公务员进行有罪推定，是因为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中只要有不正当财产被怀疑，公务员就有必须澄清的义务，没有沉默权。美国的政府道德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雇员每年必须上交个人财产信息，越资深的官员，汇报的内容就越详细。如果隐瞒或捏造财产信息，可以刑事起诉。联邦雇员就连每笔超过两百美元的收入，也要提供来源。
        如果官员财产报告制度成为反腐利器，如果官员个人事项由报告走向公示，官员及家庭成员财产裸露在公众视野下，舆论监督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官员的权力监督逐步从内部监督转向外部监督，官员也会收敛几分。这将比查处几个意外落马的贪官更重要。否则，反腐败难免变成“隔墙扔砖头”，“砸到谁谁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