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沿海村镇本地与外来人口倒挂 冲突对立加剧

2011-06-18 08:58:25 编辑：郭岐川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在同一城镇辖区，全面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国民待遇”，消除“族群冲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前 钟玉明

　　近来，在一些东南沿海乡镇，外来工与本地人发生群体性摩擦、冲突的频率明显加快。在这些发达乡镇，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制度歧视、意识歧视、管理歧视和生活歧视，使一些“外地人”开始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不是简单地用一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可以对付的。

　　全面给予外来工“国民待遇”，消除滋生“族群冲突”的土壤，已不仅仅是关爱外来工的问题，更是事关本地人能否幸福安居的大事。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观察，这些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冲突，“路线图”大同小异：起因，有的是企业迫害讨薪工人;有的是城管或治安联防队整治小贩占道摆卖、自行车摩托车违章;有的是商场保安侵犯涉嫌偷盗者。受害方是外地人，同乡或毫不相干的外地人现场围观、打抱不平，接着是警民冲突，继而打砸本地人的车辆甚至店铺泄愤。这些摩擦、冲突，“无直接利益”的特性更加明显。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人明确地向本刊记者表示：本来不关我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甚至，一些事件起因的当事人出来辟谣，证明自己没有被打死打伤，反而也遭到闹事者的围攻、打骂。

　　多重因素合力造出“族群鸿沟”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民以“外来工”的身份进入城镇，形成了城镇内二元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迥异的两个群体朝夕相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

　　在一些人心目中，这片土地是“本地人”的，在各种制度安排中，本地人绝对优先，“确有余力”的情况下才会向农民工分惠。

　　得天独厚的私有资源，加上公共资源的绝对倾斜，相对而言，本地人天然地享有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在这些城镇化的乡村，本地人几乎家家或多或少都有财产性收入，比如出租物业、村集体分红。在就业方面，一部分人自己当老板，一部分成为镇村工作人员，差一点的也能在亲戚的厂里谋一个管理岗位，或者做点小买卖。技能实在低下的，还可以建个家庭手工作坊，承接企业外包加工，除了企业支付正常的加工费外，还由镇政府或村集体补贴加工资。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镇化农村，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十分严重，超过1:10甚至1:20的不在少数。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两千，外来工有三四万。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本地人的优厚福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

　　很多外来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镇集体福利，反而还是各种名目乱收费的对象。有的地方，摩托车除了要依法上交警的号牌外，还要花几百元，加挂一幅“村牌”，才能在村内通行。还有“卫生管理费”、“综合管理费”、“治安联防费”，等等。外来工子女上学要交赞助费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些城镇化了的农村，村民之间依旧维持着“熟人社会”，互相之间讲情面。外来工们反映，村里各种“有油水”的岗位，外来工都捞不着。只有本地人没人干的，才招聘外来工。村治安联防队治安员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别对待。同样摆摊经营，只赶外地人，不管本地人。

　　遭遇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想到的是让农民工返乡。当意识到人口压力过大，首先想到的是“抬高门槛”把农民工挤出去。寄希望于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减少外来工数量。一厢情愿的“本地人”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有没有归属感，绝大多数外来工是“走不了”、“回不去”了。以深圳、东莞为例，全市五六百万外来工，即使减少100万，能否换来“太平”还是个未知数，而确定无疑的是：这100万外来工失业造成的社会震荡风险不可估量。

　　“城镇内二元结构”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造成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群体鸿沟，及其带来的对立情绪，已经不是一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就可以轻易填平的，不是给外来工搞一点技能培训、文明礼仪培训、文娱体育活动，就可以轻易填平的，更不是把外来工改称“新×人”可以轻松填平的。

作者：叶前 钟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