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证书是一种精神鼓励，对许多获得者来说，这是一份意外的惊喜。荣誉证书既是市长对拾金不昧者的褒扬，也是广大市民对他们的感谢，整个城市都会受益于这种道德行为。
在人们的印象中，能获得类似肯定与殊荣的，大多是对地方发展和公共事务有突出贡献，或者在某一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士。拾金不昧的荣誉证书则是面向普通市民，获得证书的有出租车司机、售票员、清洁工、餐厅服务员等，这可以看作是地方行政首长与普通市民的一种良好的互动形式，也是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关心公共事务的一次具体而微的表现。
武汉于2008年恢复设立拾遗物品招领处，作为失主和拾物者之间的中介，无偿为市民提供服务。当人们拾到财物后，不必费尽周折地去寻找失主，而是有明确的机构在等待他们并能方便及时地处理这种情况。
武汉还出台拾得遗失物的相关规定，使失物招领工作制度化。拾金不昧并交还失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有提倡的必要，失物招领机构和制度的设立，无疑为道德行为提供了同样必要的制度环境。在公共生活领域，用制度来引导和鼓励道德行为，并辅以奖励机制比如荣誉证书，某种程度上说，比单纯的依靠道德自律要更可靠。
在今天，道德特别是公共道德问题颇受关注，不让座、插队、拾金而昧、不爱惜公用设施以及在交通工具等公共空间里的不规范行为，时常见诸报端，引人忧虑与深思。这些问题并非武汉独有，几乎是中国城市的普遍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常被归因为市民素质或道德水平不高。这种指向未免过于简单。小到公共设施修建是否人性化，大到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几何，都会影响社会的道德表现。也就是说，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将直接有利于改善道德，这也为许多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所证明。另一方面，比如从拾金不昧这一点来看，800名获得荣誉证书的人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这至少表明许多普通市民都在践行道德，拾金不昧并没有退出日常伦理。
当然，在公共生活领域引导道德无疑很有必要，有时可能由于过于忧虑，呼吁道德往往表现为对他人的痛斥与指责，更有甚者威胁与谩骂。我们认为，一味埋怨、唉声叹气带来不了道德，谩骂更不可能，因为其本身就不是一种有教养、有道德的行为。
公共道德仍需要通过正面引导和鼓励的、符合道德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分享到道德之举的好处。在这个意义上说，市长亲笔褒奖拾金不昧者，可以作为公共生活领域的一种示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武汉要为让座、爱护公用设施等道德行为一一设立荣誉证书，而是说这些善举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不应采用惩罚、斥责等方式，引导、鼓励和感谢仍是促进公德的文明途径，事实上，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