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歧视不仅仅只是拍光头照。9月13日，冯林带着数人到临渭看守所给我“过堂”，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冯林鄙视地冷笑道：哼，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也不看看自己是坐在什么地方，还要看我们的证件！
执法者是不应对嫌疑人进行人格歧视的，我当即还击：“我们的确身份不同，但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平等的人格站在上帝面前进入坟墓！”停了停，我再次提醒他，“办案出示证件是你们应该进行的程序。”冯林见自己的人格歧视没能镇住我，只好出示警官证。
从 一开始，专案组就频繁使用暴力“破案”。被拧伤的胳膊肿得老高，连脱衣服都非常困难，期间，我十多次向朱福利、王鹏要药，但他们总是置之不理。8月 23 日，在将我从朝阳看守所押往北京西客站时，他们还强行把我的手反铐起来塞进车里，手铐麻木了，我多次求他们松一下铐子，均被拒绝。到了西客站，朱福 利和王鹏将我从一个候车厅推到另一个候车厅，又从另一个候车厅把我推向下一个候车厅，想以这种示众的方式逼我就范。我不服他的“游厅示众”，告诉王鹏，他 的行为使我想起革命先烈的《带镣长街行》。见王鹏冷笑，我又说：“一个人无论沦落到何种地步，身上那个坚强的捍卫者不能丢———那就是良心。作为警察，你 有良心吗？”王鹏发怒了，更起劲地折磨我，他一会儿把我铐在门上，一会儿把我铐在椅子上，临上车时又来反铐我。我发肿的胳膊和被铐紫的手已不能承受反铐之 痛，我求他们不要反铐，我不会跑，但朱、王二人要我配合他们执行公务。我说，执行公务也不能泯灭人性呀！王鹏要我少罗嗦，说着又要来反拧我的手。我急了， 高声道：你们已弄伤了我，再来反铐，我就是撞死在墙上也不会跟你们走！王鹏问：你想威胁我？我说：绝不是威胁，不信试！说着，朝墙壁跨了一步。朱福利见我 认了真，忙拉住我说，我俩一人铐一只手总可以吧。
没 有能反铐我，王鹏心存恨意，候车时，他满眼凶光地盯着我，为了教训这个没有职业道德约束的“勇士”，我也用鄙视的目光对视着他足足有十多分钟。朱福利见状 过来解围说：老谢，到渭南后我们好好谈谈吧。我说，可以，但你不要把那些有暴力倾向的警察带来！这样的话使王鹏更加恨我，在车上，他装着伸懒腰故意用肘来 砸我受伤的胳膊，疼得我冷汗直冒，他还恶狠狠地骂我，“你想找死呀！”
本 来，“处于忧患，不需要饱餐。”但我有低血糖病，一饿就心慌发抖，非常难受。对我的情况已了如指掌的渭南警察们故意六七次以饿饭的招来治我。8月19日， 朱福利等人铐住我后，妻子给我喂了一小碗饭，当晚和第二天早上，被审了一整晚的我没有吃成饭，中午关进朝阳看守所时，我低血糖病发作，浑身发抖。监室的牢 头见状，以为我害怕，忙安慰说：“老谢别怕，我们不会打你……”
蒙 冤30日，在最深重的苦难中，不管专案组怎样折磨，我都没有怯阵示弱，没有叹息、呻吟，更没有哭泣和眼泪。但那个黑黢黢的冷馒头却成为了我魂牵梦绕的痛， 一想起它我就会泪流满面。那天，“过堂”回到号子里已是晚上7点多，吃饭时间早过，犯人们都静静地在“坐板”（端坐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 孩爬过来悄悄问：“谢叔，又没有吃饭吧？”我点点头。小男孩从裤包摸出一个馒头说：“我就知道他们没有给你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满 怀感激地接过馒头，一口咬下，忍不住热泪盈眶。但我觉得男人不应有泪，更不想让犯人们看到一个检察官、记者软弱的泪水，于是，我回过头趴在墙上才一任那难 抑的泪水落下……